软件业自由之神--Richard Stallman


Richard Stallman绝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,现在的Linux绝对应该称为GNU/Linux!
以下内容转载自中国Linux论坛:http://www.linuxforum.net/doc/stallma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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软件业自由之神---Richard Stallman
作者:方兴东
 
五短身材,不修边幅,过肩长发,连鬓胡子,时髦的半袖沙滩上装,一副披头士的打扮。看起来象现代都市里的野人。如果他将一件“麻布僧袍”穿在身上,又戴上一顶圆形宽边帽子,有如绘画作品中环绕圣像头上的光环。一眨眼的功夫,他又变成圣经中的耶稣基督的样子,散发着先知般的威严和力量。野人与基督,恰恰就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理查德·Richard Stallman的双重属性:他既是当今专有(私有)商业软件领域野蛮的颠覆者,又是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目中神圣的自由之神。
 
在他的理论下,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“盗版”,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。对Richard Stallman来说,自由是根本,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,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。他说:“想想看,如果有人同你说:‘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,我就把这些宝贝拷贝给你。’其实,这样的人才是魔鬼;而诱人当魔鬼的,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。”可以断定,进入世纪末,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。在自由软件的浪潮下,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,从卖程序代码为中心,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。
 
有人说,Richard Stallman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伟大,软件写得最多的程序设计师。但是,Richard Stallman真正的力量,还是他的思想。
 
自由软件是计算机业的传统
 
自由软件不是新生事物,而是计算机业与身俱来的传统。纵览计算机发展史,从1946年到60年代,从IBM蓝色巨人到ARPANET,从集成电路到PC机,从互联网到电信自由经营,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“自由”的影子。
 
可以说自由拷贝和源代码开放是整个计算机业,包括个人电脑及互联网两大领域的天然的软件开发和传播模式。早在60年代,就有以大学为阵地,以年轻人为主题,自由地交流的风尚,并在软件开发与研究方面硕果累累:如Unix、TCP/IP、Fortran、Pascal、LISP等等。
 
当70年代,AT&T被迫退出计算机业时,Ken Thompson和Dennis Ritche从贝尔实验室将Unix的源代码拿出来,结果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程序员,为其改进、修正、添加,诞生了多年来高端系统最核心的操作系统--Unix的繁荣。
 
70年代中期,个人电脑革命还在酝酿之中,当时的软件是鼓励自由拷贝的(那时还没有发明盗版的名目),正是这种自由拷贝、信息共享的精神上点燃了个人电脑革命,促成了软件业的发展。甚至连盖茨起家的Basic也是依靠这种自由软件才流行起来,才为事实标准。其实,后来的许多软件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。
 
在互联网发展初期,程序员也是将源代码自由共享。当时基于UUCP的UUCPNet和基于TCP/P的ARPANet(互联网前身),都有Usenet社区,其目的就是共享源代码交流经验。进入90年代,奠定互联网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,如伯纳斯-李发明的WWW技术,浏览器以及Apache、BIND等等全部都不是诞生在专有软件世界里。可以说,是自由软件的精神和创新奠定了整个计算机业的核心。忽视自由软件的传统和作用是不科学的。
 
70年代末,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·盖茨《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》为标志,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《伯尔尼公约》为框架,软件步入了Copyright的时代。随着现代商业软件的发展,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不但割裂了传统,极大地偏离了计算机的基本精神。而且还在不断变本加厉。因此,自由软件的复兴首先是对现有版权体系的强力反叛。
 
软件源代码是交流技术、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,正象传统的科学是通过论文、著作进行交流一样。企业为了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而将源码秘而不宣,已经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基本精神。
 
Richard Stallman在《为什么软件不应有‘所有者’?》一文中指出,软件的编写者将软件“据为己有”看上去天经地义。但必须看到,一个软件并不是单纯的工具,一旦软件的编写者将其传播出去,就不简单地是在提供“工具”,而是在传播“思想”。在这一点上,现有的版权体系采用了所谓保护“表达(Expression)”,不保护“思想(Idea)”的两分法,为软件保护问题设置了无法解释的障碍,造成了软件的精神分裂。
 
同时,自由和共享也是计算机发展的内在精神和永恒的追求目标。有人指出:在互联网被标榜为“资源共享”、“资源优化”的利器的时代,却不能对软件产品真正实现“共享”和“优化”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。
 
黑客传统
 
Steven Levy的名著《黑客:电脑时代的英雄》论述了个人计算机兴起的历史。该书最后一章讲述了理查德·Richard Stallman的故事。题目就是:“最后一个真正黑客”。这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。连他的反对者也说:“如果不存在Richard Stallman,人类也应该把他创造出来。”
 
1971年,年轻、聪明绝顶的程序员Richard Stallman进入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,成为软件共享社区的重要成员。其实这个社区已存在多年。当然,软件共享也只不过局限于这个特定的社区中。它与计算机的历史一样悠久。就象配料共享与烹饪一样古老。计算机业的传统就是:一切为人人所共享。私有让人嘲笑,专用受人鄙视。
 
当时,人工智能实验室使用一个ITS(不兼容分时系统)分时操作系统。黑客们(不是大众媒体所谈的安全破坏分子,而是指酷爱编程的人)是用汇编语言为Digital的PDP-10设计和编写的。PDP-10是当时最著名的计算机之一。作为社区成员和实验室的系统黑客,Richard Stallman的工作就是改进系统。
 
当时没有人称它为自由软件,因为这个词还不存在。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。无论是某个公司成员或另一所大学想获得它,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地把源程序给他。如果你看到别人使用一种你没见过且有意思的程序,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,这样你就可以读它、改它,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。进入80年代,这种自由发生急剧变化,DEC的PDP-10系列发生中断了。它的自由体系架构,在60年代显得强劲、先进。但到80年代就捉襟见肘,没有足够多的地址空间。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为ITS编写的程序都作废了。黑客社区也崩溃了。
 
然而,到80年代后,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,黑客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。一个又一个有才能的MIT编程员离开了校园,投入了市场的怀抱。尤其是Symbolics公司的成立,挖走了社区中的许多黑客,大大伤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气。Richard Stallman感到:一个时代结束了。
 
Richard Stallman说:“那时,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,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。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,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”开始,他觉得这样与现实抗争没有什么意义。但他终于看出,他真正的敌人不是Symbolics,而是整个不开放源代码的商业软件业。
 
1981年,当人工智能实验室购买了新的PDP-10时,领导决定用Digital专有的分时系统来代替ITS。当时的计算机,无论是VAX或68020都有他们自己的操作系统。但没有一个是自由软件:你要获得一份可执行的拷贝必须签署一份不准向外公开的协议。
 
这就意味着使用计算机就得承诺:不能帮助你的邻居和朋友。这是软软件业迈出的可怕的第一步。一个相互协作、彼此交流的社区就这样被禁止了。由专有软件所有者所制订的规则:“如果你与你的邻居共享,你就是盗版者。如果你想作点改动,那你得乞求我们来做。”
 
究竟谁违背了道德
 
实际上,恰恰是专有软件的理念--不允许共享或改动软件--是反社会的,也是不道德的,而且也是完全错误的。但是长期以来,软件出版商使人们相信:软件天生就该如此。这种片面的认识禁锢了人们的思维。当他们在谈论如何加强版权或打击盗版时,他们也认定这是天经地义,人们也会毫无异议地接受。
 
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:软件公司对自己的软件拥有毫无疑问的天然权力,因而可以将权利施加到所有用户身上。(因为如果是天然权力,那不管对公众会造成多大的损害,我们也不能加以反对。)但有意思的是,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惯例否定了这种看法,版权不是一项天然权力,只是一项人为由政府施加的独占,他限制了用户拷贝的天然权力。
 
另一个潜在的假设是,软件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它允许你可以做什么。而我们的计算机用户不必考虑我们处在的社会状况,被动接受就行。第三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不允许软件公司给用户施加权力,我们就没有可用的软件。这个假设看起来似是而非。实际上当自由软件兴起后,我们无须戴上锁链就能获得大量优秀软件。
 
如果我们拒绝接受上述假设,并从“用户第一”的基本道德常识上来考虑问题,那么我们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。计算机用户应该有自由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正程序;用户有自由共享软件,因为帮助别人是社会的基础。而软件厂商不可以对用户施加压力,剥夺用户的各种自由。
 
Richard Stallman经历过沉痛的遭遇。70年代,激光打印机大得像吉普车一样,所以Xerox(施乐)送了一台图象激光打印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时,人们发现唯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九楼机房里,才找得到位置放它。在大楼里所有人只要在各自的电脑上打些指令,叫打印机帮你服务。
 
它的打印速度令人满意,只是有时纸印光了或夹了纸,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来。有时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东西,而有些人只要印一两张时,不得不爬上九楼,把印表机的控制改一下,使它先印一两张。于是一天就这样爬上爬下,没有人受得了。
 
幸好印表机送来时,Xerox把驱动程序的源代码也随机附上,实验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,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烦和汗水。Richard Stallman回忆地说:“你的打印工作做完后,它还会通知你;如果夹了纸或你想问些什么打印上的事情,它也会让你知道。”
 
1978年,一切都变了。Xerox送了一台叫Dover的新打印机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,但不愿再附上源代码。Richard Stallman说:“因此我们没办法修改驱动程序,于是整个大楼的打印效率又回到从前,卡了纸或把纸印光了,你在下面也无法知道。”
 
他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为给打印机添加功能以便机器更好工作,希望获得打印机控制程序的源代码,结果被严正拒绝。“因此,我再无法说服自己不公开协议是纯洁清白的。当他们拒绝与我们共享时,我十分气愤。我不能更更弦改辙,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。”
 
赤裸裸的道德抉择
 
“随着社区的终结,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。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之中,签署不公开协议,并承诺不帮助同行、同事。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,并在不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,去同流合污,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。显然,走这条路,可以挣大钱,而且使编写代码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钱上的快乐。但是我知道,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,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‘墙壁’。我会感受到,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。”
 
另一个选择,很直截了当,但令人不愉快,那就是从此离开计算机领域。“这样我的技能不会被滥用,但也将被浪费,我不会因为分化和限制计算机用户而感到有罪,但这些事情会继续发生。”“因此,我开始寻找一条出路,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。我问自己,我能写什么软件,我能否让社区重焕生机。”
 
答案很明白: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操作系统,这是开始使用计算机的关键软件。有了操作系统,就能做许多事,没有操作系统,计算机都无法运行。有了自由操作系统,我们就能再次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区。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软件都不必剥夺他/她与朋友家人的共享权利。
 
作为一名操作系统的开发人员,Richard Stallman无疑最胜任。“虽然我没有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,但我意识到自己就是命定做这项工作的。”Richard Stallman选择做一个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。这样容易被移植,而且Unix用户可以方便地转移过来。GNU这个名字确定就是遵循黑客传统,是一个递归的缩略词:“GNU*S NOT Unix。”
 
一个操作系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内核,而且仅能运行其他程序也是不够的。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,要有指令处理器、汇编程序、编译器、解释程序、调试器、文本编辑器、邮件软件等等一个完整的系统。
 
自由软件“free software”是一个被广泛误解的词,这个“free”完全与价格无关,它指“自由”。这就象“自由讲演(free Speech)”与“免费啤酒(free Beer)”的区别。其主要内涵就是用户可以自由运行软件,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自由修改软件,用户也可以自己销售软件,不管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。自由软件与出售软件拷贝并不冲突。
 
开发一个完整的系统是项庞大的工程。Richard Stallman决定尽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软件,比如一开始他将Tex作为主要的文本格式标识符,几年后他又用X Windows系统作为GUN的图口系统。
 
思想比代码更闪光,但没有代码,思想是没有躯体的。
 
一个人的战争
 
1984年1月,Richard Stallman辞去了MIT的工作,他担心MIT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,会给产品强加入自己的销售条件,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。一开始,GNU计划只有他一个人。他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,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,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。久而久之,白天他也跑去用实验室里的电脑。
 
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Patrick H. Winston并不干涉。因为Winston始终不把Richard Stallman的辞职当真,只要Richard Stallman能创造些好东西给大家用,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发走路。因此他爽快地邀请Richard Stallman可以继续使用实验室的设备。从此,Richard Stallman就成了特殊的一员。
 
工程启动后,Richard Stallman听到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(VUCK)。他去信询问能否用入GNU。答复是嘲弄式的,说对大学是自由的,但软件本身不行。于是,决定他为GUN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、多平台的编译器。他想利用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,但最终放弃。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,名为GCC。
 
1984年9月,Richard Stallman开始GUN Emacs,1985年初,它开始可以工作。这使它可以用Unix系统进行编辑。此时,人们开始想使用Emacs。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:如何传播它?当然,他将其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。但那时互联网还未普及,人们很难通过FTP获得拷贝。而失业的Richard Stallman也需要收入。于是,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程序。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。如今,整个基于Linux的GUN系统都是如此。
 
为防止不肖厂商利用自由软件,使其专有化。Richard Stallman别出心裁,创造了Copyleft的授权办法。所有的GNU程序遵循一种“Copyleft”原则,即可以拷贝,可以修改,可以出售,只是有一条: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,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。它保证了自由软件传播的延续性。
 
市场里出政权
 
EMACS这样的程序最难的是开头。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后,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,然后精益求精,越改越好。目前已有几百种EMACS的副程序,可用在50多种电脑上,从微电脑到Cray的超级电脑都可用EMACS。
 
由于EMACS的成功,Richard Stallman设立了个新的基金会:自由软件基金会(Free Software Foundation(FSF));捐助FSF和GNU计划的厂商,也可享有减税的优待。单单1989年,F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,基金会也因出售GNU程序手册和电脑磁带,而赚了330377美元。此外,Richard Stallman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实验室“借”用电脑,因为许多厂家已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设备,包括HP、Thinking Machine、Sony,甚至UNIX的娘家---贝尔实验室,也贡献了不少设备。也有一些厂商捐赠现金,并把技术人员送到FSF来向Richard Stallman学习,而且支付Richard Stallman的员工薪水。
 
FSF就用这些钱来养起14位基金会成员: 9位程序设计师,3位负责技术资料撰写。虽然Richard Stallman自己不支薪,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样看得开,而饿着肚子为理想拼斗。FSF的程序设计师一年也只有2万5千美元的薪水,这是一般厂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。Richard Stallman之所以以低薪待人,原因就是可多请几位志同道合的黑客,为理想而工作。
 
GNU在工作站和微机市场很风光,许多工作站/UNIX和微机厂家,都把GNU纳入他们操作系统,包括ConvexComputer、DEC、DataGeneral及以前的NeXT等。
 
GNU工程激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黑客,他们编写了大量自由软件。最后,是里奴斯·托瓦斯编写了系统内核,称为Linux,把所有软件和硬件连接起来。Linux内核为GNU工程画上了完满的句号。
 
Richard Stallman说,Linux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。Linux只是内核,整个系统还包含数以百计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,大多是由GNU黑客们完成的。他认为,整个操作系统称为GNU/Linux比较合适。
 
Richard Stallman认为,在Copyleft时代,软件公司可以靠服务和训练赚钱。如果你公司没有人会用源代码,你就得请位程序员,帮你修改由FSF得来的Copyleft程序;你不必怕你出钱所改的程序会流传到另一家公司,因为那家公司也许会为这软件改头换面,帮它抓虫,或修改,或添加些新功能。而在任意拷贝的情况下,你也因而受惠。
 
所以程序员绝对饿不死,仍会像现在高价软件的时代一样,有许多“服务”的大钱可赚,只不过不可能象盖茨这样积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额财富。而GNU的软件也能使写程序的人更具生产力,因为他不必凡事都从零做起,可根据已有的软件来改进。所以Richard Stallman希望,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目前的“Copyright”版权法,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,而是依仗提供服务(如技术支援、训练)来获取应得的报酬,这种报酬可能会比一般人高,但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小公司培养出几百个百万富翁。简而言之,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“资源免费,服务收费”。
 
近几年,随着Linux的迅速崛起,再也没有人对自由软件的全新商业模式表示怀疑。在 Richard Stallman思想的指导下,自由软件已经成功地步入市场主流,占据了市场实地。毕竟,在商业横流的今天,思想在贬值。自由软件也只有在夺取市场政权后,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,促使整个软件业模式发生巨变。
 
孤独是思想家的归宿
 
目前发展的势头表明,完全站在用户一边的自由软件不可抵挡。它面临的唯一敌人还是自由软件领域内部的分裂和争斗。除了市场原有垄断者外,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。
 
Richard Stallman总是风尘仆仆,行囊相随,四处布道。他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,但这不是他个人的,而是属于自由软件基金(FSF)。其实,Richard Stallman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一台自己的计算机。也从来只用自由软件(当然他从来没有用过Windows)。而且,他也没有自己的汽车、电视和房产。这位46岁的单身汉节俭地居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。已有15年了,没有领取过一个月的正式工资。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使软件获得自由。在商欲横流的今天,人们更愿意追逐财富,而不是贫寒的Richard Stallman的高尚思想。因此不足为怪,连自由软件团体内的许多人也开始离他而去。
 
随着自由软件迅速崛起,影响力大增。Richard Stallman毫不妥协的个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软件内部也越来越成为争议人物。随着Apache Web服务器和GNU/Linux操作系统的日渐流行,新一代黑客们受到鼓舞,纷纷投入商业领域,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,他们是一类全新的黑客:一方面呼应自由软件的精神,一方面又积极拥抱商业世界。他们鼓吹自己能够创建比专有软件更稳定更灵活更少“臭虫”的软件产品,同时又积极捕捉每一个商机。
 
于是,“持不同政见者”将自由软件的标签改成了“开源软件”。看起来好象两者兼容,但Richard Stallman认为,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。但是对商人来说,自由(free)与免费(free)是同一个词。与Richard Stallman布道“自由精神”不同,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。为了避免纷涌而来的投资者被Richard Stallman“吓跑”,他们还得联起手来,将Richard Stallman屏蔽起来。
 
Richard Stallman不喜欢实用主义的辩词,他宣称即使一个自由软件不是他最佳的解决方案,他也愿意作为首选。对Richard Stallman来说,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:所有的计算机用户都应该享有相互协作、共享,以及拷贝和交换源代码的自由。
 
他的态度使一些“开放源代码”社区派系的人感到不安。实际上,他们标出“开放源代码”新旗号的目的就是要与激进分子Richard Stallman划清界线。不可否认,正是Richard Stallman领导了自由软件运动,正是他自己开发的千万行程序代码使如今的“Linux”成为一个整体,并走向成功。但对于新一代的人,Richard Stallman是一种困窘,是一种障碍,更是一个捣乱分子。必须将他不惜代价地推入密室,以免吓跑投资者。
 
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
 
毫无疑问,无论是自由软件运动还是开放源代码,都来源他15年前开始的努力,这肯定是计算机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。对于目前的成功,Richard Stallman感到非常高兴,但也有更多的焦虑。因为他感到自己明显被排斥在外。“有人极力想改变历史,否定我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”对于人们用Linux来指代整个操作系统,Richard Stallman十分痛心,他说正确的用词应是“GUN/Linux”。 Richard Stallman承认托瓦斯的贡献很关键,是他完成了GUN/ Linux的内核。但是Richard Stallman估算,内核只占整个系统的3%,相比之下,GUN项目贡献了30%的代码,其余67%的代码来源于其他方面。但令他欣慰的是,GNU的一些原则仍在起作用。他认为这种原则不仅使软件开发更显活力,更能生产出优质软件,还认识到这本身是一种行为准则。
 
批评者认为,Richard Stallman极力维护GNU的遗产,是沉湎于这场运动的枝枝末末,对整个自由软件都是有害的。对大多数开放源代码倡导者来说,颠覆微软才是主要的斗争方向。
 
“我关心的是精神,是GUN项目内在的哲学。这种哲学就是它存在的理由,那就是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,也不仅仅是为了可靠。真正重要的是自由,协作的自由。我不关心某个人或公司。因此我认为单纯与微软作战偏离了这个运动的方向。”
 
Richard Stallman的拥戴者还有,但是Richard Stallman的大多数主张还是被人们忽略了。如今只有“Linux”充斥着媒体的标题,而背后的思想开始逐渐隐去。
 
Richard Stallman被邀请参加在硅谷湾区举办的“开放源代码开发者日”。这个1998年8月21日开幕的活动是程序员和自由软件热心家的大集会,由计算机图书出版公司O*Reilly联合公司组织的。而在4月份组织的“自由软件高峰会议”上,Richard Stallman没有被邀请。结果招致了广泛的批评,使得组织者再也不敢“忽视”他了。但是组织者告诫他,要他以“维护大局”为重,让他在有分歧的地方免开尊口。
 
不足为奇,Richard Stallman让许多自由软件的同行们十分棘手。他这个人不可控制,不可预知也不可能被改变。是这些非同寻常的素质促成了自由软件的兴起。但是随着自由软件前景大开,江山指日可待,这些个性开始被视为障碍。Richard Stallman的狂热和信仰保证了自由软件的成长,但如今人们认为他是多余的。在他们眼里,现在剔除了Richard Stallman,自由软件不但不会受阻,反而会更顺畅。
 
但不容置疑的是,正是Richard Stallman的思想成为自由软件运行的力量源泉。GNU-Linux系统的确比Windows系统问题少,Apache也是Web服务器的更好选择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,只有把实用和理想结合起来,自由软件运动才令人信服,才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献身精神。无论如何,Richard Stallman仍然是有名气的,仍然受到尊重,仍然被认为是自由软件运动的核心人物。Richard Stallman在计算机领域的重要地位不容动摇。为了使自由软件商业化而牺牲Richard Stallman,那就可能会失去这场重大革命的灵魂和方向。后记
 
Richard Stallman依旧没钱、没势,连原先的许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。这场运动给他带来的唯一收获可能就是:无论Richard Stallman走到哪里,都会有人乐意借给他计算机,使他能及时查看电子邮件。他还是那样不修边幅,无所顾忌。但是与当年执着相比,他的精神状态开始呈现一种新的焦虑和紊乱,而这一切正是他创造的自由软件的成功,施加给他的。而且可以肯定,Richard Stallman必将越来越被自由软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没。
 
未来难以预测,唯一可以肯定的是:Richard Stallman自己引燃的这场革命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驾驭范围。这也是许多思想家共同的命运。
 
其实,人类导演的故事总是一模一样的。 
 
 
版权声明:本文发表于《计算机世界》报,由方兴东先生为本论坛特别提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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